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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文学史的叙述中，章士钊（1881-1973年）以《甲寅》期刊为主阵脚撰写的文章占有重要的立锥之地，被称作“甲寅文体”。和章士钊身处合并期间的文学史家也曾分别用“政论文” “逻辑文”以及“西化的古文”来指称这一独具特色的文体。“政论文”平直指向“甲寅文体”的题材内容，又因其文章组织切合近代西洋逻辑学，用“逻辑文”来详尽其文体特色，而“西化的古文”侧重强调章文在近代译学和文言形状交互历程中迸发出的新变。“政论文”的形式难免失之迷糊，难以突显“甲寅文体”在论说文细分场域的显着个性，“逻辑文”也不外是权宜之策，显有以偏概全之弊。连年来，学界多从“西化的古文”或“逻辑文”这一角度切入，深化对章士钊文章的举座性把捏和领会。然则，对于“甲寅文体”，仍然有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比如，“逻辑”一词是章士钊文章中反复出现的中枢高频词汇，作者的文学不雅念和创作也彰着受到近代西洋逻辑学发展的影响，直不雅地体目下文章的组织形状和论辩依据上，但是他对政论文的写稿有更高的实用欲望和诉求，高估逻辑学的器具性服从就容易忽略在其想想资源和想维模式方面更占主导的传统延续性，并形成对“甲寅文体”取向的根蒂误判。章士钊长于译学，领受“西化的古文”这一定评扫视章文，不可幸免地将带来某些先验性的掩蔽，从而疏远他对“古文”书写空间的斥地和赓续诸子散文传统的面向。“甲寅文体”之是以兼具实用性和可读性，离不开其别具一格的修辞形状，精明“西洋文法”的章士钊对那时新兴的中邦原土修辞学津津隽永，但他的修辞技巧不仅和受西洋文法影响的新修辞学有别，而且体现出转头和突显传统修辞技巧的倾向。章士钊以“甲寅文体”论政参政，以“甲寅文体”述学说理，离不开他对逻辑学、文章学、修辞学的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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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谈主生不同阶段的章士钊
终其一世，章士钊三次创办《甲寅》杂志。1914年 5月，他在东京创办《甲寅》月刊，中间曾因故停版，1915年 5月移至上海印刷出书并改为周刊，10月彻底被禁。由于这一时期的《甲寅》作者群都是反对袁世凯政府的猛将，受到社会各界如潮好评，影响亦大。归国后，章士钊设法筹集资金收复《甲寅》杂志，1917年1月在北京创办《甲寅》日刊，７月张勋复辟后停版，因章氏主张统一立国论，原来被划为“甲寅派”的作者李大钊、高一涵等纷纷离开并与之划清界限。1925 年7月至 1926 年 3月，章氏在北京复刊《甲寅》，定为周刊。1926年12月至1927 年 4月，他在天津又出书了多期《甲寅》周刊。因章士钊在段祺瑞政府的在朝资格偏激反对新文化和口语文的态度，这一时期的《甲寅》备受瑕疵，章氏亦不收报资，凡爱怜其态度的读者只需条款便一律寄览。尽管章士钊主理《甲寅》的文章风作风性前后如一，但不同的时地要素对其东谈主其文形成的影响拦阻疏远。从步调论上说，在将章士钊的“甲寅文体”手脚一个举座看待的同期，也需要将具体的环境要素以及章士钊对此的反映纳入考量。就施行论而言，若要完竣揭示“甲寅文体”之是以成为“甲寅文体”的原因，需要历练和探究文学史旧有的指称所带来的掩蔽性要素。本文从章士钊的文学不雅念和实践启航，致力于于于阐发章士钊“甲寅文体”为“逻辑文”“西化的古文”等固有指称所掩蔽的传统底色，体目下以墨学求实手脚政论文旨归，赓续诸子古文一脉，贯彻以词法为本位的文法修辞等方面。对章士钊“甲寅文体”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原土传统随笔学体系特色的领会，提真金不怕火古典文章的好意思学范例，抉发民族本位的修辞特色，并围绕说话和想维的关系、想想和文体的关系、说话和文体的关系提供一个敞开而典型的研究样本。
一、“逻辑之境” 的光影：墨学验宗的实用学理
1922年，钱基博完成《现代文学史》草稿，1926年致信章士钊赏赐其文“卓然一家”，并提真金不怕火1925年全年份《甲寅》手脚“时移世变”之下改写文学史前稿的基础，1936 年第四次最终矫正版《现代中国文学史》在古文学、新文学二分的框架下，将章士钊的逻辑文和新民体、口语文比肩为新文学的形状之一：“惟士钊为东谈主，达于西洋之逻辑，抒以中国之古文。”若暂时放手“甲寅文体”的新旧包摄，章士钊长于逻辑学，其文学不雅念和实践受到近代逻辑学学科演进的影响自是可想而知。论者也大多提防到了此点，从“逻辑文”的角度归纳了章士钊政论文所具备的显性逻辑学特征，阐发为说话结构上的多重叠句、惯用插入语、三段论推理的灵验性、平直使用逻辑学术语或译词等特色。但若细绎章士钊治学的想想资源和志趣旨归，就会发现逻辑学只是是章士钊文学不雅的发端，他的写稿实践和最终宗旨以致和近代西洋逻辑学倡导的感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一反其谈的乖违。
章士钊早年选用废学救国，在上海与章太炎、张继、邹容等订盟为兄弟。《苏报》案案发后，章士钊因业师俞明震无所拦阻荣幸脱逃，对邹容病死狱中终身抱愧。他在治学方面深受章太炎的影响，行文持论平素援引“吾兄太炎”的论说。在近代逻辑学学问传入国内的历程中，章太炎和章士钊都阐述了超过重要的先导和普及作用。和梁启超、胡适等东谈主的墨学研究有所不同的是，二章对西洋逻辑学、印度因明学和传统名学之间的关系，既致力于于于使之会通领路，又指出了三者之间存在的远离。从起源上说，西洋逻辑学的兴起和古希腊雄辩术干系，因明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古印度的狡辩习尚，而传统名学的起初则与论辩争胜无关。章太炎觉得，先秦诸子所论之名本有刑名、爵名、文名和散名之分，儒家荀子《正名》、墨家《墨经》王人畅谈散名，而精于诡辩的惠施、公孙龙等东谈主标榜名学，才渐渐聚积到“务在求胜” 的宗旨，因此诸子王人驰名学，但不可一概而论。章士钊全都继承了这一不雅点，指出惠施、公孙龙和《墨经》在学说义理上的首要各别，论证惠施、公孙龙并非墨家谱流而应被单独视作名家。从立学初志的角度而言，近代传入中国的西洋逻辑学学问更接近名家一片，而墨家奉行实用精神，侧重效验之方，章士钊在与胡适的通讯中也曾强调两者的远离：
吾国《墨辩》，果得适用欧洲逻辑之想想律与否乃为根蒂问题，应先斟酌。适之未语及此遽假设某为矛盾律或某为拦阻中律，难免早计。其在欧洲，想想律已不尽为逻辑家所领受，穆勒即其一东谈主也。大抵主实验者，多言此项律令不益于用，吾之墨家自然属之验宗，其精神正与斯律相悖，适之未暇深考也。（《章士钊全集》第4卷）
此外，由于章太炎重视汉代王充《论衡》，章士钊亦将《论衡》一书奉为圭臬：“吾家太炎，曾盛称《论衡》一书，谓其正虚妄，审向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上圣。汉得一东谈主焉，足以振耻，至至今亦鲜有能逮者也。”（《章士钊全集》第6卷）其中，《论衡》的《实知》篇毁灭的是圣东谈主“神而先知”的迷想：“实者，圣贤不可性知，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想之辄决；不可知之事，待问乃解。”论者建议，即即是圣东谈主，也要通过耳目等感官才气学习和了解客不雅世界，并非生来即知。在为圣东谈主祛魅的同期，也斥地了圣东谈主不错学而致之的可能性。《知实》篇在此基础上援引精深实例，手脚圣东谈主绝非不学而能的证验：“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这些敷陈既明确了东谈主们开展领会活动的路线，又能够举出与之相符的精深实证，无怪乎章士钊将《论衡》推为“开东方逻辑学之宗”。不外，《论衡》虽然触及了一些名实关系的斟酌，全书主要如故停留在正名的阶段，王充另一部早佚的文章《政务》才是信得过起到改俗迁风施行作用的关键，章士钊对此也有专门的阐发：“不知书以衡名，其职及于权物而止，至天东谈主之际，政学之微，直言不讳而成一系统者，充别有一书曰《 政务》，惜不传矣。”（《章士钊全集》第6 卷）从《政务》的书名不难算计，该书内容当以愈加真实和具体的政治为论，和《论衡》以正名为主形成互补。
从章士钊的墨学研究以及他对王充《论衡》《政务》等书的研判来看，“正名”对于他只是一项最基础首先步的功夫，名实相应、循名责实，才算得上是切实可行。再来看章士钊手脚报东谈主如安在文学实践中扫视和处理名实关系。早在主理《苏报》时期，章士钊就曾增设“公论商榷”栏目，因暗杀活动走漏资格囹圄之灾后，驱动转向文学救国。他创办《甲寅》，更是以此手脚饱读舞政料表面的宣传阵脚，矢志使之成为“士林之公器”。在他看来，培植公论的器具可析为二事：“公论者有其逻辑之境，有外赋之形。逻辑云者，全社会纯正样子所应有之表章，外赋云者，国中一种言论所偶被之形状。二者合体，固为政想最上之的标。”（《章士钊全集》第3卷）
“逻辑之境”把那时如日方升的热词“逻辑”和古典文学的传统界限“田地”集在一处。“心之所游履攀援者，谓之境”，从佛经翻译中拈得的境字，是古典诗学意境表面的起因。用西方学术嫁接古典诗学的作念法在晚清民初并不鲜见，比喻王国维《东谈主间词话》对“田地”二字亦有一番独到的明白，以为探本之论：“夫田地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王人有顷之物。惟诗东谈主能以此有顷之物，镌诸弥远之笔墨，使读者欣然之。遂觉诗东谈主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此大诗东谈主之秘妙也。”这种田地在“吾心”（主不雅的意）和“外物”（客不雅的物）之间起到毗连会通的作用。黄遵宪赞好意思梁启超的报刊文章是“东谈主东谈编缉下所无，却为东谈主东谈主意中所有”，可见要用客不雅的说话笔墨把捏住东谈主东谈主意中所有之境殊不易得。在领会历程中，客不雅的物象为东谈主的五感或相识所领会，依然以东谈主同此心的共相存在，“逻辑之境”起作用的时刻点即紧随其后，意在以逻辑手脚取相步调完成将外境见解化的历程：“凡物有其通德，丽物在物，离物在心，是曰物宜。物宜者，大抵东谈主东谈主心中之所能有，惟东谈主智不完，失于如量表显，而各各所怀，因不一致耳。”（《章士钊全集》第 7 卷）逻辑学被用来范例东谈主们对感官训戒的相识历程，是实施智识化信息处理方式的灵验器具。不外，在章士钊看来，“逻辑之境”彰着只是文学构想历程中的一环，由于那时民智精深清寒系统而荒谬强调此点，而其信得过珍视的乃是议论“逻辑之境”和“外赋之形”，形塑足以撼动东谈主心、飘浮阵势的公论之力，非仅止于谣言辛劳：“那时吾徒之所标榜，为朴实说理四字。［……］特吾有一戒约，凡感性之攻守正负，不许徒讬谣言。其时吾服气墨子非而易之学说，非之云者，月旦一理，以为不及守之谓；易之云者， 新据一理，以代替前所非者之谓。”（《章士钊全集》第8卷）
以新理取代旧理，这就已经在纯正的感性主义中掺入了训戒主义的作念法，而章士钊对公论的不雅察以及对时政表象的分析解释也挥霍实证精神。近代诗东谈主蒋智由觉得“当天阵势，非笔墨所能飘浮，故虽所学已精，不望行世”，有袖手当寓公之意。对此，章士钊自然招供现实发展不尽如东谈主意，但学者仍应有行者的担当：“盖精者行之静也，行者精之动也，在理即精即行，初无所待，故吾东谈主亦问所学精焉否耳，果其精也，即以精之一事言之，已为能行之证。否则先生之学，决无由精，［……］大凡一说之行，形行于行之日，而神行于未行之先，今求形而不可得，并神不以示东谈主，似非闵世病俗者所宜出也。”（《章士钊全集》第 ３ 卷）
“即精即行”体现了章士钊极其积极的以文入世精神，在欲望化现实未到来当年尝试用风趣风趣先行、形状后至的方式耐性收受。“神先形后”中的“神”，在章士钊的术语体系中指的是充分的原理：“每一事物，咸有其弥漫原理，［……］ 此弥漫原理者何？曰神。” （《章士钊全集》第 7卷）与此同期，他的政论文绝大多数是证实政体或政治轨制的作品，民国成立前后的复杂政治局势让他相识到，正名是必要的，然则政治形式或欲望精神的抒发若仅止于形式上的堂王冠冕并有害处，终究如故要落实到具体形状上：“一言蔽之，诠政体者，当求之形状，而不当求之精神。”（《章士钊全集》第2 卷）比如，专制或共和都只是是称呼辛劳，若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其名共和也甚不必。
章士钊在《甲寅》围绕“联邦论”打响的公论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民国成立前后，各方政治势力络续张开博弈，对于国度政体组织形状的斟酌雨后春笋。辛亥创新时期，立宪派和创新派都赞赏领受联邦制，但彼时南北统一的议题更为弥留。创新爆发后，宇宙各省纷纷晓示孤独，联省自治的风潮一度达到顶峰。民国初年，袁世凯缓缓加强集权，罢了宇宙统一的条款再度动摇了联邦制的想想基础。此时联邦制分明是东谈主东谈主意中所有之物，但论者却频频三缄其口，避而不谈。就在联邦制业已成为“房间里的大象”之际，章士钊的联邦论再行激发了各界对子邦制的平常斟酌，不止对其“即精即行”“神先形后”文学不雅的潜入践行。
1914年11月，章士钊通过回话张东荪和丁世峄倡导场地自治的文章，在《甲寅》注销《联邦论》。张、丁二东谈主虽主张联邦论，却建议联邦精神在于自治，饱读舞各省自治，而不敢平直把联邦论三个字宣之于口，挑升标明如泰西等先邦后国者方为联邦，如中国这般先国后邦者只可称为自治而非联邦，欲行联邦之实而去联邦之名。章士钊的《联邦论》平直刺破那时联邦制少东谈主问津的现实和原因，指出张、丁所言自治形状的实质就是联邦论，莫得必要去名存实、刻意掩饰，为联邦论作了正名。1915年 5月，章士钊又注销《学理上之联邦论》，将联邦论明确破除在学理范围内进行斟酌，悬置对子邦论的价值判断。他在文中指出，罢了先国后邦的联邦制偶然要通过创新的形状，而是取决于国内公论环境训诫与否：“是则联邦之成否，惟视公论之熟否以为衡。公论朝通，则联邦夕起；公论夕通，则联邦朝起，初无俟乎创新也。”（《章士钊全集》第 3卷）
《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
而他所从事的文学创作的蓄意即在于催化公论，培育顺应联邦制落地生根的社会环境。他援引荀子“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表示“名存而实不至”的例子有许多，但毫不可能出现“实存而名不至”的表象，而他所作念的就是彰显联邦论之名，静待联邦论之实。储亚心曾与之论战，质疑“适于学理者，偶然适于国情”，主张“宁舍学理而就国情”（《致〈甲寅杂志〉记者函》；《章士钊全集》第 3卷）。章士钊遂注销《联邦论——答储亚心君》一文，正面回话了将联邦制的斟酌抵制在学理范围之内的原因，即先要用学理毁灭公论环境对子邦论的拒斥，而浓厚的现实缓和是其归宿：
学理与国情，本有不必相融之处。惟主张学理，而忽于国情，实学理之蟊贼，非能主张之者也。愚为联邦论，亦以适于国情而为之耳，非只见其表面甚精而遽右之也。特时东谈主之訾议联邦者，初不问其于吾是否有合，而矢口则骂，谓于学理欠亨，搢绅所不谈，明达所不言，乱党暴徒，辄利用以为饱读舞，是则不可不先与言理，再论事实耳。愚为此文，标曰学理上之联邦论，语有范围，自不不错施行之谈，率尔羼入。（《章士钊全集》 第3卷）
传入中国的近代西洋逻辑学处理的对象主如果抽象的政理或学理，章士钊对逻辑学的运用也多着眼于此。但从其文学不雅和实践的举座性来看，章士钊对政论文的要乞降期待远不止此，有切于世用从始至终是章文的最大诉乞降落脚点：“夫政治与政治之理，并非同物，缘何言之？政治之理不一，宜断于旧书，政治不一，宜断于现代。［……］此其的彀，谢世用二字。倘尧、舜之通衢，孔氏之大志，无论怎么上流精善，一敷于世用而不安妥，则不止土木辛劳矣，是之谓本。”（《章士钊全集》第 9卷）
这也就不错明白，为何章士钊其后虽然反对胡适倡导的口语文开通，但对“口语也不错是好意思文”的结论依旧让渡了在逻辑上成立的权限：“适之谓口语自己，能为好意思文，此语在逻辑为可能，但处当天文化开通之下，其的决不可达。”（《章士钊全集》第5卷）逻辑上的成立仅是一纸空文，不错猜测的实质才是他争夺的重点。循名不忘责实、形状重于精神的想维方式也平直影响了他对文学的看法。对形状的倚重恰好是传统随笔学作品的主要特征，随笔学作品的形状和内容频频共同组成其“文学性”，且形状的重要性以致远在内容之上：“盖文学者形状之事多，精神之事少。所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全指内容宜由何式而外达，无与内容自身之善恶也。古今文事，其合并语意，以两东谈主说法不同，价值全异者何限？有内无外，又安足当文学二字耶？”（《章士钊全集》第6卷）
章士钊朴实的说理笔墨是名副其实的应用类古文，助其欺诈庞大的相识形态权利。近代西洋逻辑学手脚称手的想维器具，确为他的取相造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抽象的逻辑感性在章氏政治学中只是是一个前置的器具感性关键：“则科学之验，在夫发见真谛之通象。政学之验，在夫改良政制之进度。”（《章士钊全集》第3卷）越来越多的东谈主已经相识到，政治学是一门“可能性”的艺术，是与不是为一事，宜与不宜为另一事。一般意旨上的逻辑学（亦然章士钊所谓的逻辑学）只可处理是与不是的真值问题，却无法为具象的政治情境提供宜与不宜的谜底。尽管章士钊日后追究时感叹我方把“讲学与治事打成两橛”，欣羡李大钊“凡持一理，必先视此理是否顺应那时环境，及己是否能实行以为断”（《章士钊全集》第 ８卷），但影响政治学发展的变量极多，“经由不雅念变迁激动的轨制变迁才是牢靠的”，他以“成于国民之总意”的公论之力飘浮阵势并非只是坐而论谈的梦想，而是切实地履行了改良政治公论、不雅念驱动现实的士东谈主责任。而如果只是用“逻辑文”或者逻辑学不雅念影响下的政论文来扫视章文，就容易疏远这一面向。
二、“西化的古文”之内涵：子学笔体的名家之文
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不仅对标英国周报司配铁特（Spectator），而且其初志在于“以西东谈主名著，译登《甲寅》”，这些以直译为主的译文难免受到西方文法的影响，呈现出“西化”的特色。他早年也承认我方文章的长处在于兼采西文：“国文参用西文间架，事本可能。鄙文偶有微长，即存此点。”（《章士钊全集》第5卷）以致一度觉得中文亟待改良：“中文劣于欧文之处甚多，予识虽浅，亦颇能从训戒上谈出一二。颇以为中文不速改良，行成废物不复可用，其说又断非浮妄少年看轻国文者之所持也。”（《 章士钊全集》第1 卷）1920年9月，罗家伦在《新潮》上刊载的长文《近代中国文学想想的变迁》即指出章文在“笔墨的组织上又无形中受了西洋文法的影响”。但如果只是用“西化的古文”一词来统摄章士钊的文学创作，在寻找章文更多“西化”要素的同期可能也会不测间扼杀他在赓续古文传统尤其是诸子散文方面的发奋，并疏远他为笔体古文拓展书写空间的尝试。
章士钊自述“吾年十三四，勤于记诵，则偏嗜子厚文，一切取子厚所历，权衡我方” （《章士钊全集》第10 卷），障碍之际遍地随时佩带柳文，在有生之年据理力求对峙出书《柳文指要》。他之是以爱好柳文，和他个东谈主的题材偏好和魄力审好意思干系。一是章士钊觉得柳文具有政治性强、文艺性弱的特色，适与其好为政论笔墨相应：“寻柳文之带政治性者，十之六七，其纯乎文艺性者，反居少数，只不外十之三四。”（《章士钊全集》第10卷）二是柳文与科学精神周边：“则凡爱好柳文者，其东谈主大抵习于名数，性与科学周边。”这里的科学精神主如果指柳文对正名有着一点不苟的精神，行文亦具严实的组织，从诸子散文系统的演化来看，柳文当属“名家之文”。
章士钊：《柳文指要》
章士钊在文中屡次披露，以柳文属之“名家之文”的不雅点本于清东谈主章学诚《文史通义》：“古东谈主所谓一家之言，如儒、墨、名、法之中，必有得其流别者矣。”章学诚文中自注云：“如韩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苏轼之纵横家，王安石之礼家。”在章学诚的学术史不雅中，六经变而为诸子专门之学，诸子传家之业又变而为文集，有着层层衰变的差序关系。尽管诸子人人著述比起六经已稍逊一筹，他如故充分细目了战国时期诸子之文的价值，后世的多样文体都不错在其中找到雏形。只是相较于六经的文质合一，诸子之文已经出现文质分离、以文饰质的倾向：“偏激出而用世，必兼纵横，是以文其质也。古之文质合于一，至战国而各具之质；当其用也，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晚清诸子学的复兴，再行发见了章学诚对诸子之文的赏赐，对其文质论的不雅点则有所放弃。比如，刘师培《论文杂记》就指出，周末诸子期间是中国文学极盛的顶峰，不仅是 “后世文章之祖”，而且“上承雅致之遗，下启词翰之体”。同期，刘师培也赞赏柳文属于“名家之文”的看法：“子厚之文，善言事情之情，出以形色之词。而知东谈主论世，复能探原立论，核覈刻深，名家之文也。”
由于受到章太炎的影响，章士钊对刘师培的文论颇不以为然，独一例外的是，他极为赞赏刘氏对于“文”与“笔” 的结论，以为“甚锐而确”：“唐东谈主以笔为文，始于韩、柳。［……］那时之士，以其异于韵语偶文之作也，遂群然目之为古文。［……］而韩、欧之文，遂为后世古文之正统矣。世有正名之圣东谈主，9999adc知言之正人，其惟易古文之名为杂著乎。”刘师培觉得，按照六朝文学的范例，在唐代古文开通偏激后续余波中创生的“古文”一体，是祛除偶俪、不讲韵语的笔体文章。尽管这一表述是竖立在刘师培扬骈抑散的表面大前提之上，但也揭示了古文有别于骈文的固有属性。章士钊“饮水思源”地标举刘氏的这一文学不雅念，意在证实，“古文” 的文本自然地具有一部分“杂著”的性质，而不像古典诗歌和骈文在体性上更接近那时已缓缓传入国内的纯文学见解。
章士钊兼引章学诚、阮元二者，建议《文选》仅收录经、史、子除外的文艺性作品并冠之以“文”名，而古文的范例恰好与之形成互补，即以关涉经、史、子的政治性作品为主，并以柳文为典型证实笔体古文涵盖经、史、子三者的细分场域和魄力类型：“自唐家有古文者出，章、阮两家所祖述之定义以破，盖凡千里想翰藻之文所不收者，古文王人收之。以柳文言：如《祀朝晖说》之类，义解也，此即经派；《段太尉逸闻状》之类，列传也，此即史派；《封建论》之类，论撰也，此即子派。”（《章士钊全集》第10卷）
谈咸时期以龚自珍、魏源为首长的子家文派与今文经学为内外，成为经世想潮的载体。梁启超所创的新民体散文，即体现了诸子之文纵横捭阖、长于论辩的特色，而晚清研究西学一片的作者也频频被归入子家文派，章士钊的文学创作也处在这一文脉的延伸线上。章士钊追思民国初年创办《甲寅》的宗旨不外是“朴实说理”，他希踪子史、以笔为文的创作步调在读者看来，显是子家文脉的后嗣：“甲寅之岁，章君为文，乃流居异地，处士横议之文也。”（《章士钊全集》第 6卷）至于诸子内派里面的分野，则鲜少有东谈主关注，反对章士钊者或视其东谈主为行事诡谲掩饰的“纵横家”，而如前所论，章士钊对墨家的学术精神情有独钟，对惠施、公孙龙等名家的辩词争胜持有保留看法。
章士钊在《逻辑指要》中提到，战国诸子之文偏向使用含糊的抒发方式，使其命意吐辞具有“正言若反”的成果。“正言若反”一词出自《谈德经》第七十八章，章太炎 1907年至1910 年在日本讲学时驳斥周秦诸子，即强调老子不是权略论者，而是“正言若反”。章士钊重视“正言若反”的技巧，并详备阐释这一诸子之文惯用的论辩步调，在施行写稿中也多有鉴戒：“气者，心里之所为蕴发也，故立言东谈主那时样子怎么，殆为一言倏正倏负之主因。其或与东谈主凹凸辩论，意在屈东谈主以申己，抑重言以声明，频频以负式为便于使劲，数多于正。”（《章士钊全集》第7卷）尽管从逻辑上说，相似的语意用正面或含糊的形状进行表述并无远离，但对文家来说，这么的技巧不错使“论锋遥为粗暴，语势遥为紧逼”（《章士钊全集》第7卷）。
章士钊虽不用除骈文，但其创作要点全都在古文一体。他的创作宗旨在于通过复归诸子散文的传统，毁灭桐城派确立的古文壁垒，拓展古文的述学说理空间。他早年一度追慕湘乡古文，其后却对桐城派多有月旦，这其中自然也搀杂着他和桐城派作者在抚玩敬爱敬爱方面的各别，比如方苞对柳文的评价极低令章氏不悦，但更多的如故由于章士钊和桐城派对古文一体的明白存在较大的不合：“昔桐城家言，义理、验证、词翰，三者不可缺一。愚独为义理、验证及凡为文本质，盖一切关乎学养，而不迳与于文章，长于文者亦于落笔时，凡言之吊唁，声之高下，与意之疾徐轻重，适然相应，使东谈主读之，爽然如己之所欲出，而未审其谈何由辛劳，非有他也。质而言之，文章形状之事，非精神之事也。”（《章士钊全集》第6卷）
桐城派古文虽然也有简淡的优点，但在章士钊看来，前者为了追求雅洁过于简省，使文章显得淡寡无味，不再顺应开展学理辨析：“邦文求简，频频并其不可简者而亦去之，自矜义法。曾涤生谓古文不适于辨理，即此等处。”（《章士钊全集》第 6卷）而章士钊尝试用古文一体容受更多的学理内容，彰着更符合章太炎建议的“文章之谈，亦本与学术相系”这一结论。以“众学之学” 的逻辑学手脚准绳，也条款文章的言意关系理会直白且保持一致：“里曰意，表曰言，固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中国词家成心内言外之说，如意言一致，又谥之为憨直，有违词范。推词家全心，必使名言含糊在外，而内意终于深隐不可捉摸，方是上乘笔墨，此全属逻辑外谈，所当别论。”（《章士钊全集》第7卷）
“意内而言外”最早是《说文解字》对“词”字的训释，清东谈主张惠言借用此语建议常州词派的词学表面，强调抒怀词体以意胜言的特色。为了强调“意言一致”的重要性，章士钊以致强行朝上文类的壁垒，对词论追求的“溢于言表”“弦外之响”也嗤之以鼻。近乎有些冒犯的憨直的辩论方式，简直接近词穷的质朴的说理魄力，以及穷尽读者心力的繁复的述学笔墨，恰是章士钊欲望中的诸子古通知写传统。
对章士钊而言，《甲寅》不仅是饱读舞宣传政论的公论阵脚，而且亦然他赓续和拓展古文文体实验的抓手。1925年 7月起，他在北京和天津续办《甲寅》周刊，在此前备受好评的通讯栏目上进行了一项不端的尝试和调度。从当年的第 １ 期驱动，他就尝试从作者来函中立时抽取多少笔墨手脚全文篇题。比如，第 １ 卷第 ５ 期“通讯”栏载王树柟来信，题为“时可”，只因文中提到“孟子曰：以时考之，则亦可矣” （王树柟 １７），章士钊即截取“时可”二字手脚篇题。同庚第 １ 卷“通讯”栏有肖似篇题的还有像王荟生《大愚》、林奄方《尘俗》、董维键《法》、刘秉麟《闲来》、熊梦《日前》等数十篇文章之多，读者若仅阅读篇题，全都不知正文所云何物。这彰着和章士钊 １９１４ 年始创《甲寅》期刊之际“通讯”栏多以“论某某”为题的作念法形成显着对比。
其中，1925年第1卷第10期《甲寅》“通讯”栏刊载曹典球来信，题为“者何”，文后照例是章士钊对函件的公开回话。其中，他就解释了此篇篇题为“者何”的原因以及《甲寅》杂志首先得名的经过：“前岁在湘，子榖约集夙荒、剑凡列位，议创学会而难其名，愚询为何会意？子榖言遵厌兆祥，并无前设固定之宗旨，谋立说话，起名字，以相敕令，亦因物付物，何所得即何所主张辛劳。愚笑应之曰：‘此公榖笔法所称王者何、元年春者何偏激他者何者也，何不迳名曰者何学会？’众嫌其不习，卒命名‘南强’而散。忆愚违难东京，初为杂志时，与克强议名，连不安妥，愚倡以其岁牒之，即曰《甲寅》。”（《章士钊全集》第5卷）
从这段回忆来看，《甲寅》杂志的得名尚属神来之笔，而这篇《者何》以及前文提到的一系列特殊篇题彰着是章士钊成心为之的破除。这一作念法很快就引起了读者的反弹，1925年12月即有来自清华学校国粹研究院的读者来信指出这一问题：“近读贵刊，见‘通讯’ 标题，羌不测旨。语助可为题首，称谓亦列篇端。不知则殊费想索，知之亦诚属不必。”对此，章士钊依旧高视阔步，何况还将这篇读者意见信的开头“鄙髫年入学”割裂为不成句法的“鄙髫”手脚篇题。他给出的原理是：“‘通讯’标题之法，已经数易，近以学而为政机械之谈出之，乃因孙君想昉发议致然，盖有鉴于尊示简撮抽绎之艰困也。［……］尊论防弊，鄙意则从长估量至善，可于国文开一世面。幸就近与梁任公先生论之，视其意怎么？”（《章士钊全集》第5卷）
他建议这么作念的宗旨是想要在国文创作上有所冲突，还提议读者可就近与梁启超斟酌，而其灵感来源则是孙想昉，孙是章太炎的弟子，其文学不雅深受章太炎的影响。施行上，章太炎在《正名杂义》中就也曾建议，周秦诸子的述作在篇题上具有“无义例”的特色：“前世作述，其篇题多无义例。《和氏》、《盗跖》，以东谈主名为标记。《马蹄》、《骈拇》，以章首为楬櫫。穿凿者或缘分生义，信无当于答允也。至骈文，则复有荒谬者。”
章太炎“以东谈主名为标记，以章首为楬槩”的不雅点恰好和清华国粹院读者来信中提到的“语助可为题首，称谓亦列篇端”逸态横生，也能在当年《甲寅》“通讯”栏中找到精深对应的例子。由此不错算计，1925年章士钊复刊《甲寅》对“通讯”栏的篇题处理实有深意存焉，想要复归章太炎所说的诸子散文义例。此外，《甲寅》杂志的篇幅和刊期也对刊载其上的笔墨魄力产生了制约性的影响。对此，章士钊历久有着清醒的相识，并随之作出机动调度：“《甲寅》者，周刊也。周刊笔墨，固未便于讲学。速来稿件，无论自作他作，凡属学理稍晦，篇幅过长，愚均削去。诚以二十六页之小册子，满纸柯尔、狄骥，非人人不甚了解之文，则读《甲寅》者，岂止万东谈主？［……］周刊者，寒暑表也；可从而验风雨，不及以来风雨。周刊者，探矿针也；可从而审矿苗，不及以长矿苗。［……］甲寅年之论文，布在月刊，意境文体，俱各不同。”（《章士钊全集》第5卷）
初创《甲寅》为月刊，论学之文篇幅更长，笔墨承载的信息量更大，学理问题也谈得愈加深入彻底，而续办《甲寅》为周刊，文章的举座定位也随之迁改，需要用愈加短、平、快的传播方式覆盖更大范围的读者，这也娇傲出十多年间文章民风好尚发生的变化，充斥精深学理内容的文言受众缓缓减少。
从后视的文学史态度来看，很容易将传统的文笔论和纯随笔学之间的远离对应起来：“笔重在知，文重在情；笔重在应用，文重在好意思感。于是始与近东谈主所云纯文学随笔学之分，其意旨有些周边。”章士钊将我方的古文创作定位在笔体古文，就那时流行的知、情、意或情、事、理的文章分类而言，无疑属于“知的文学”或偏向理的文章。“强调论说文的逻辑要素，并将之上溯到先秦名家，应是晚清西学盛行和诸子学复兴之后的特有领会。”晚清诸子学脉的一支本就带有研究西学、说理辨析的色调，章士钊在诸子学尤其是墨学研究方面的设置，为他复归诸子名家之文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他在行文中不仅鉴戒诸子古文的写稿技巧，也斥地了古文一体的述学说理空间。他复归子学笔体古文的创作想想，就显着地体目下《甲寅》“通讯”栏的文体实验中。
三、西洋文法背后的“中国文典”：以词法为本位的文法修辞
章士钊的文学创作在修辞上珍视意匠蓄意，这和他墨学、逻辑学研究布景以及外语习得和教悔资格干系，这些要素组成了“甲寅文体”的底色。
1906年在日本实践女学校任教期间，章士钊尝试用西文法例证实古文，整理为《初等国文典》一书（1907年在日出书，商务印书馆重版时改名为“中等国文典”）。文典是兴起于近代日本的一种新型文章学的着作体例，一般分为笔墨典和文章典。在章士钊看来，“文典者，文之典则也，或曰文法”。（《中等国文典》）“文法”一词在清末民初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有着多歧性的含义，包括文章作法、语法和修辞法等。从《中等国文典》的内容来看，章士钊这里所谓的“文法”施行上带有浑融的意味，兼有文章作法、语法和修辞的要素。由于教悔蓄意针对入门者（中学校一、二、三年龄），故该书仅触及词性论而无文章论。
清末民初，手脚“rhetoric”（修辞学）的日译汉字传入国内且缓缓被收受的“修辞学”，悄然蚕食了原先属于“文法”的学问界限，尤其是传统文章作法和写稿技巧中更挥霍艺术性和审好意思价值的部分，这也示意了日后修辞学研讨的对象主要聚积于好意思术文章而非应用文章。章士钊的创作要点和修辞重点在应用古文，与好意思术文章的修辞学有着不可幸免的不合和疏离。尽管文典的施行内容包蕴甚广，跟着修辞学的传入和学科孤独的发展条款，缓缓形成了文典以字词为中心、修辞学文章以句和篇章为中心的区别性不雅念，这意味着前者更偏向“文法”（含义是手脚grammer译词的语法），尔后者已隐现现代“修辞学”的特征：“文典仅能以字为单元，不不错句为单元；仅能以言语为材料，不不错辞为材料——此为二者不可逾越之界线。”在现代学科的分类体系中，语法和修辞判然为不同的学科，但在晚清民初，“文法”和“修辞学”的分谈扬镳还曲直常时新的尝试，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以及他对语法和修辞的明白彰着还停留在二者会通的阶段。
章士钊：《中等国文典》
尽管章士钊其后觉得早年草创的《中等国文典》“识解稚谬，处处以西文法比附吾文，胶执尤可哂”，但他终以此书蜚声学界。他在撰写《中等国文典》的历程中有相识地隐敝了《马氏文通》过度比附拉丁文法以及儿岛献吉郎《中文典》以日语语法为本位的劣势，更珍视贴合古典文学的自然语境。无论《马氏文通》如故《中等国文典》，其首要作念法是区分汉语的词类，披流露以词类为中心的“文法”特征。吕叔湘也曾指出：“句法手脚现代语法学中心的地位是近百年来取得的。在这当年，讲语法老是以词法（形态）为主，句法不受贵重，许多句法表象都放在词法里讲。”章士钊奉行的以词法为本位的文法修辞，是培植“甲寅文体”的内在肌理。
一是归纳分析汉语词类，并对不同词类的使用进行修辞学意旨上的研判。
章士钊屡次拈出“洁”字手脚文学写稿的至高田地。而能够体现“洁”字服从的平直抓手就是古文的助字：“子厚聚积屡言文律，［……］夫律令包括多样辞，而助字只其一，助字亦不止一种，［……］吾考柳文好洁，而洁之最先阐发处，在用助字顺应。”（《章士钊全集》第 10卷）哀感顽艳地使用助字才气使文章具有细密的节律感：“以愚不雅之，凡文自有其逻辑独至之境，高之则太仰，低焉则太俯，增之则太多，减之则太少，急焉则太张，缓焉则太弛，能估量乎？”（《章士钊全集》第6卷）
若以《中等国文典》的词类区分范例来看，柳文的助字包括了助词、副词、介词等词类。章士钊将助词的作用划为多少种类，包括“助固驰名词”“助普通名词”“助抽象名词”“助短语”“助句”。其中，“助短语”意为在居于主格位置的名词短语后加上“也”，举例“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所谓“助句”则是在所有这个词句子背面加上“也”，举例“陈良，楚产也”。对此，章士钊解释说：“在文法上，不助也字，亦自可通，而惟势嫌悔过，而气亦失之促，须也字助之者，则是以顿住上文，呼起下文，蓄其势而舒其气也。”（章士钊，《中等国文典》２６４）对比马建忠《马氏文通》将助字界定为“凡虚字用以煞字与句读者”（马建忠 ７），章士钊对词的明白彰着更为潜入，分类也愈加精细。章士钊对助字的深入剖析，体现了他以遣意手脚重要修辞技巧的面向。
二是通过编削词序加强语势，普及修辞成果，尤以“之”的提顿用法为典型。
章士钊常用的一种修辞技巧是通过名词性短语的前提加强论辩的口吻：“其是以须先驱，则语势之所至，先出之以为范例，以便于述说故也。”（《中等国文典》）这里的名词性短语包括名词、代名词、先行宗旨格名词和先行所有格名词的前提。以名词前提为例，章士钊从柳文“蒸郁之与曹，螺蜯之与居”一句中取得该“造句提顿法”的灵感，其作法即“将名词提在句首，唤起东谈主之提防，而随以之字代名词紧牒之，使为一顿，然后说搬动词”。这么的抒发成果在于“最易防护，之字为直顶上文之代名词，绝非泛设” （《章士钊全集》第9卷）。不同于仅将“之” 字视为倒装句语法标记的现代通行语法阐释，章士钊觉得，“之”字还有调度文章节律的作用。在具体的写稿中，先行宗旨格、先行所有格等名词性短语的前提较之名词前提更为常见。
所谓“先行宗旨格”，《中等国文典》中的例句有如“百亩之田，子民耕之”，为表强调将“百亩之田”手脚主格前提，原处用代名词“之”加以替换。章文用例则如“寰宇丐词之大，莫过于是，作者决非谓是也”（《政治与社会》）、“共和实田，耕之何用”（《共和平议》）、“是何邪说？而令欧东谈主闻之”（《说宪》）、“创新一语，在欧笔墨典中觅之，殆无不训为政治根蒂上之变迁”（《帝政驳议》），其抒发成果都在于强调主格的语意。和“先行宗旨格”的抒发成果和语法功能极为相似，“先行所有格”将所有格名词前提至句首，《中等国文典》中的例句有如“高妙之家，鬼瞰高妙”，“高妙之家”原是修饰“室”的所有格名词，前提之后由所有格代名词“其”充于原处。章文用例诸如：“兹篇所商，此点其最要也”（《复辟平议》）、“如社会之不良，政治其本因也”（《政治与社会》）、“至于普通东谈主民，其智未足以言政，即于政制，无所可否于其间”（《共和平议》），等等。其作用在于通过所有格名词的前提，让文意愈加结拜，重点更为杰出。
无论是飞快研判语类的修辞意旨，如故调度短语的词序编削语势，都对作者的文学储备建议了极高的条款。“‘文章本天成，高东谈主偶得之’。谓曰‘偶得’，形色最妙，以知文家之能臻是域，关键全在选词。词而曰选，必其词之总积，无今无古，无精无粗，来去罗布于胸中，听其甄拔，应有尽有，应无限无，然后能事可尽。”（《章士钊全集》第4卷）
议论前文提到的逻辑器具，章士钊提供了他个东谈主在古文创作中处分“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也曾典问题的决议。下笔之前意在笔先，文家在构想历程中，先要将纷纷复杂又鬼出神入的具体物相抽绎成意，借助逻辑学步调完成“意称物”的步调，再以广积薄发的方式从词库中选出最相契的词，通过语词的悉心搭配罢了“文逮意”。这后一半的功夫看似容易却沉重，体现了以词法为本位的文法修辞所能达到的语感纵深。
余 论
从变的一面来看，“甲寅文体”引入了西洋逻辑学手脚想辨的器具，在文中或多或少地掺杂了西化的句法，章士钊对修辞手法的表述也鉴戒了西洋文法的术语和科学分析。从不变的一面来看，“甲寅文体”是应用类古典文学的自然延展，作者本东谈主的传统想想资源和想维方式仍然在文体的底层构建中起着主导作用，其拓展古文手脚杂著文体的写稿空间通过复归诸子之文的方式得以罢了，展现和运用了汉语固有的修辞特色。这些变与不变的要素，共同组成了“甲寅文体”这么一个高度情境化的指称。章士钊也曾自嘲，他的文章多年来魄力上甚少变化但收货的反馈却大相径庭，只因“日夕时价不同”辛劳。传统文学史的筛选和评价方式频频愈加珍视作者作品在创作方面的期间性变革要素，从文学史的书写初志来说，这一作念法自是无可厚非，但固定镜头也意味着掩蔽性视角的存在，而略微动弹这一视角，大约就能毁灭固有领会的局限，得以更为全面地扫视和对待具体的文学实践，为复现生动的文学图景提供必要的补充。就文学史的重要作者来说，对其文学不雅念和文学实践的研判更需要全局性的总持。
晚年的章士钊追究清末民初的文学界，在和严复、梁启超以及自作文章的相比视线中建议过这么一番举座性的评价：“几谈规模桐城，字栉句比，略带泰西文律，形成一种中西合参文格，面生可疑，使东谈主退缩三舍。任公有陶渊明之风，于政于学，王人不求甚解而止，行文信笔所之，以情谊东谈主，使读者喜而易近，因之寰宇从风而服。吾则东谈主婉词之，曰桐城变种，毒言之，曰桐城余孽，实则桐城于吾毫不近，吾之长处，特不知者不谏言，能言者差能自信，文不乖乎逻辑，出笔即差明其是以然，不以言欺东谈主辛劳。”（《章士钊全集》第10卷）
章士钊既不悦严复以泰西文律掺入桐城文法，也轻篾梁启超在政学不求甚解以情动东谈主，虽标榜我方行文不悖逻辑，终带着几分欣然复归于“明其是以然”。时东谈主评价“甲寅文体”，谓其“词旨渊雅，想理紧密，足为吾国散文作者开一局势”（《章士钊全集》第 ５ 卷３４０），兼具文辞的可读性和学理的反想性。如果说章太炎从义理上颠覆了“学说以启东谈主想，文辞以增东谈主感”的不雅点，建议了“且学说者，独不可感东谈主哉？凡感于文言者，在其得我心”，那么章士钊的文学实践适值是对学说亦可感东谈主、可得东谈主心的实证证实。
从纯随笔学判分的角度来说，章士钊的“甲寅文体”是古典随笔学的代表，属于以说理述学为主的应用类古文。这些随笔学作品的“文学性”频频体目下内容和形状的协同上，虽不乏言辞修饰，但并不顺应全都用抒怀和艺术范例加以权衡。而其之是以淡出文学史远景的主要原因，是围绕该形状写稿阅读和修辞抚玩等活动赖以张开的政教基础的分化瓦解。探究章士钊的文学不雅念和以“甲寅文体”为代表的文学实践，将其纳入“未有不深于学而长于文者”的斟酌条理，在张扬原土审好意思训戒和价值感召的同期，也能够展现出传统文艺抒发机制和话语体系的可通约性，有助于深化对原土随笔学特色的领会，构建民族本位的古典文章月旦范例。
（原刊于《文艺表面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见谅文）
【作者简介】
常方舟，文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主编：朱生坚
剪辑：张晴柔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